淡化左右之争 强调求新务实

今年9月德国社民党人施罗德击败连续执政16年之久的科尔，出任德国总理。由此，欧盟迎来了历史上德法英三个大国第一次都由左派执掌政府的时代。现在欧盟15国除西班牙和爱尔兰外均由左派单独执政或左派联合中、右派共同执政，其中11国的政府首脑是左派人士。

从二战结束到9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时而左派当政，时而右派掌权，但在多数国家唱主角的还是右派。按传统的解释，右派代表富有阶层利益，主张少干预的“小政府”管理，热心私有化，漠视贫富差距，是“硬心肠的资本主义”；左派代表中小阶层利益，强调“大政府”管理，重视就业，强调平等，是“软心肠的资本主义”。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欧洲左翼政党全面得势的主要原因是：90年代后，欧盟各国为了达到加入单一货币的经济趋同标准，纷纷紧缩预算，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于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持续攀升的失业率严重威胁着广大公民的生活安全。在这一背景下，要求社会正义、建设“公民欧洲”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向以“社会正义守护神为传统角色”，或者说“给资本主义加上一张人性面孔”的左翼政党重新扬眉吐气走上政治前台。

左派的东山再起说明右派的政策已经失去了人心，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左派的传统政策已无济于事。“第三条道路”由此应运而生。舆论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面对新挑战的一种探索和期待，最重要的一点是符合选民意识，追求选票是政治家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动力。

其实，“第三条道路”不是什么新的概念。1992年克林顿第一次参加竞选时就提出，现在要在强调社会福利的自由派和“把穷人推向大街不管”的市场派之间寻找一条能够囊括左翼和右翼可取之处的“中间道路”。但把“第三条道路”炒热起来的却是布莱尔。最近一年来，他为“第三条道路”到处奔走呼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这种淡化意识形态、模糊左右界限的思想成了当今西方政坛的主流。今年10月25日欧盟非正式首脑会期间，作为右派领袖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欧洲既非左派亦非右派，而是各国利益的一个综合体。”去年意大利一位社会党文化部长说得更直率：“今后欧洲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社会主义文化，还要有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激进主义和生态主义文化。”很显然，左派不左，右派不右，已构成目前西方政治的一大特点。

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看法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这是当代西方唯一可行的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哲学，它至少要在西方风行20年”。但也有人指出，“这不是什么新的哲学思想，只是取消左翼和右翼的名词，表示过去的左右冲突没有必要”。布莱尔表示，“第三条道路”并非只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简单的妥协，而是“摆脱过时理论的束缚，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运用到社会和经济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他强调，“要拒绝任何教条，让政策注重实效”。他说的教条，既包括强调国家控制、高税收、高福利的传统左派思想，也包括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右派观念。

当然，同为左派执政，国与国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但基本政策理念基本一致。今年11月22日由11个社会党财政部长组成的欧盟财长理事会“社会党小组”通过了题为《新欧洲道路——在经济和货币联盟框架中的经济改革》文件就说明了这一点。社会党制订这一文件的目的就是把“第三条道路”或“新欧洲道路”的思想和原则“具体化为左翼政策纲领”。概括地说，左翼政策纲领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保持公职部门的有效性。布莱尔说，“大多数自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政府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若斯潘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市场。市场经济需要规则，需要强有力的机构，需要稳定，需要组织”。

重视经济稳定和增长，强调就业。《新欧洲道路》文件要求欧洲中央银行在制订货币政策时，把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置于同对抗通胀一样的重要地位。但在就业政策上，欧盟各国已从过去“追求平等的目标”转向“创造平等的机会”，决定把解决失业问题的重点不再放在失业补贴上而是放在对失业人员的培训上。

建立政府、雇主、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重新谈判社会契约。《新欧洲道路》文件要求欧洲中央银行同各国政府一样，不仅要保持决策的透明度，而且要与雇主和工会建立对话机制，并就教育培训、社会安全改革和更积极的就业政策等问题谈判新的社会契约，确保货币政策和工资政策的协调。

强调加强国际合作。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需要制订一套游戏规则，规范市场，主导市场发展方向；对改革目前的国际金融体制态度持积极态度。